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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恶势力犯罪的余罪追诉时效适用

    作者:贺白雪浏览次数: 日期:2019年10月12日 16:01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共分为三个阶段:一年治标、两年治根、三年治本。根据国家的统一部署,2019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的第二年,也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针对尚未攻克的重点案件、重点问题、重点地区集中攻坚,对已侦破的案件循线深挖、逐一见底,彻底铲除黑恶势力赖以滋生的土壤,使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当下,随着一大批黑恶势力被清扫,侦查机关不断深挖黑恶势力余罪,一大批以往没有打击处理或降格处理的案件陆续浮出水面,如何对这些陈年余罪进行打击,是肩负扫黑除恶重任的基层公安干警无法回避的课题。所谓“深挖余罪”,是指侦查机关运用已有的侦查资源,切实有效深挖犯罪线索、查破积案和隐案,扩大战果的一种具体工作方式,对有效发挥侦查机关打击犯罪职能有重大意义。在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中,深挖余罪是公安机关加大打击力度、全面摧毁黑恶势力组织的常规方法,但是如何对深挖的余罪进行追诉,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未处理的隐案或涉案犯罪嫌疑人的追诉期限与已处理的刑事案件或已作为民间纠纷调解处理的案件能否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两大方面问题。
     
    一、未处理的隐案或涉案犯罪嫌疑人的追诉期限问题
     
    追诉期限,按照张明楷的观点,是“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人进行刑事追诉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诉;超过了此期限,司法机关就不能再行追诉”。刑法第八十七至八十九条对追诉期限做了较为严密的规定。第八十七条规定了犯罪追诉期限,第八十八条规定了追诉期限延长,第八十九条规定了追诉期限的计算和中断。
     
    笔者认为,对于黑恶势力犯罪追诉期限的计算,应当牢牢抓住其集团性、连续性的特点,用好用足刑法的相关规定,做到依法严厉打击,不枉不纵。
     
    (一)个案的追诉期限可因持续涉黑而延续
     
    我们可以这样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由一个又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构成的有机整体,个案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此,在评价涉黑犯罪时,要把其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一整体中进行评价,而不能孤立片面的评价其中的个案。具体到扫黑除恶斗争的执法实践中,一旦某起个案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则本案的追诉期限要做为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部分来考虑。
     
    在聂磊、刘汉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都存在着十几年前发生的案件被起诉的情况。以刘汉案为例,1993年9月4日18时许,湖南省和四川省的公安人员联合前往广汉市对刘汉执行刑事拘留。刘汉察觉后躲藏于广汉市房地产开发公司职工宿舍,通知刘维前来帮忙。刘维随即带领孙华君等人乘坐吴小兵(另案处理)驾驶的小货车赶至,指使吴小兵将车停放在公司门口阻挡警车。刘维持钢珠枪冲向正在执行公务的公安人员,被当场制服。刘汉趁机逃脱。对于这起犯罪事实,法庭没有采纳刘汉、刘维的辩护律师提出的本起犯罪已过追诉期限,不应继续追究的辩护意见。理由是单一案件虽然已过追诉期限,但犯罪事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是整个黑社会性质犯罪暴力性特征的一部分,此时要把其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一整体中来认识,当然要对其进行追究。个案追诉期限可因持续涉黑而延续,符合《刑法》第八十九条,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追诉期限“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因持续涉黑而延续个案追诉期限必须确定该个案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直接的、确定的联系,如果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条规定的情形,则不能延续个案追诉期限。[①]
     
    (二)已退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追诉期限
     
    在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打击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首要分子中途因某种原因脱离了犯罪组织,其所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追诉期限应当如何计算?假如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是否不再追诉?这一问题一般发生在比较成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随着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黑社会性质犯罪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逐步转型,也就是通常所说得“洗白”。其常见手段是向政治领域和各经济领域渗透。有的利用犯罪收入投资企业,开办公司,以表面上的合法经营活动来掩盖犯罪活动。黑社会首要分子摇身一变,以“董事长”“总裁”等身份招摇过市;有的通过贿赂手段,与政府部门的少数腐败分子相勾结,把持基层政权,甚至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其继续做黑社会的幕后“老大”,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其追究没有问题。但不排除有一些黑社会大哥级的人物“退隐江湖”,对其所犯罪行应如何处理?
     
    按照《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当然要按照集团犯罪的规定来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典型的集团犯罪,既然首要分子要对集团犯罪的全部罪行负刑事责任,此时的追诉期限,应当因集团犯罪的持续性而延长。
     
    2015年9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对于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发展过程中已经退出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在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之后逐步发展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犯罪分子,应对其本人参与及其实际担任组织者、领导者期间该组织所犯的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对于已退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追诉期限应当按照《刑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而其犯罪行为终了之日并非其从黑社会性质组织完全彻底的退出之日,而是该黑社会性质组织自行解散或被打击瓦解之日,但其不为退出之后该组织所犯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该组织者、领导者退出的同时解散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当然属于“犯罪行为终了”;如果该组织者、领导者个人退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但黑社会性质组织依然存在,就不属于“犯罪行为终了”的情况。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共同犯罪行为的追诉期限
     
    在刘汉案中,犯罪嫌疑人肖永红辩称其已离开刘汉的企业,所持有的枪支同时交给了其它犯罪嫌疑人保管,本人不再对枪支有支配控制的权力。因此其被指控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罪名已过追诉期限。法院认定肖永红的犯罪行为因共同犯罪而不超过追诉期限。
     
    《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本案中,肖永红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还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肖永红将枪支交与同案某甲保管,并没有实际脱离对枪支的非法控制。某甲做为承继的保管者,与肖永红成立非法持有枪支的共犯。某甲非法持有枪支的行为一直处在持续状态直至枪支被查获,属于典型的继续犯,其追诉期限应该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肖永红做为共犯,其诉讼时效应当与某甲一样从枪支被查获之日起算,不超过诉讼时效。同时,其所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其所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追诉期限同样应从枪支被查获之日起计算,故对犯罪行为人肖永红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不超过追诉期限。此罪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一并追诉,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追诉期限的规定。
     
    二、已处理的案件能否重新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
     
    已处理的刑事案件或已作为民间纠纷调解处理的案件能否重新追究刑事责任?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常常会遇到的另一种余罪追究的情形。相较于未被处理过的案件而言,此类余罪因为经过了公、检、法等司法机关的一次评价,是否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除了要考虑追诉期限之外,还需要考虑是否应当重新启动追究程序的问题。
     
    (一)是否应当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1.法院已作出生效判决的案件确有错误的,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但要符合再审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定情形进行了详细规定[②]。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最为普遍的程序错误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错用。2013年1月1日生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增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于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特定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③]。在司法实践中,因对黑恶势力认识的阶段性及滞后性,有些案件在发生时并未做为黑恶势力犯罪来处理,司法机关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结案,犯罪嫌疑人得到了宽大处理。实际上,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和解范围的规定,只有“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才适用和解程序。而黑社会犯罪规定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节,恶势力犯罪因其反社会性质,即便规定在第三章第四章之中,也不属民间纠纷,二者均不属于刑事和解范围。因此,在当前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如果认定某起适用刑事和解结案的个案属黑社会犯罪或恶势力犯罪,应当启动相关纠错程序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2.《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可见,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如果确有错误或违法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被害人可以通过申诉或提起自诉的方式寻求救济。
     
    3.公安机关已处理或调解结案的刑事案件如有执法错误,可重新追究。《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在执法监督过程中,发现本级或者下级公安机关已经办结的案件或者执法活动确有错误、不适当的,主管部门报经主管领导批准后,直接作出纠正的决定,或者责成有关部门或者下级公安机关在规定的时限内依法予以纠正”。按照此规定,对于公安机关有执法错误的刑事案件,可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但是,公安机关调解结案的刑事案件如果没有执法错误,则不宜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2006年2月1日,公安部制定下发了《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规定公安机关对符合规定的轻伤害案件可以调解结案。这一规定对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2013年起,这一规定因与《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冲突而自动失效。但多年以来,根据这一规定调解处理了大量的轻伤害案件。这种调解结案的方式,如无执法错误,则不宜重新启动刑事追究程序。
     
    (二)是否符合《刑法》对追诉期限的规定
     
    1.已被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的刑事案件,如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按照前文所述,因黑社会犯罪本身的连续性整体性,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如果仅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则要考虑追诉期限的问题。之所以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恶势力犯罪区别对待,是基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已被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后经查证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均可以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事实依据,但不符合法定情形的,不得重新追究法律责任。”这条规定,有两层涵义:第一,查证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已被处理过的,可以重新追究;第二,重新追究要符合法定的情形。这里所说的法定情形,主要是指《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的相关规定[④],一般是第二款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形。因此,检法机关依职权对于恶势力及一般刑事案件的再审,因无追诉期限延长的情形,所以要适用刑法第八十七条追诉期限的规定,对于已经过了追诉期限的案件,不得再重新追究刑事责任。
     
    2.有被害人告诉的案件,一般会造成追诉期限的延长。当事人提出立案申请后,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符合《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因公安机关处于打击犯罪的最前沿,相对于检法而言,在应否立案问题上矛盾冲突更为突出。
     
    第一,对于有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且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了控告,公安机关自始就降格以行政案件处理或调解处理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形,不应受到追诉期限的限制。公安机关最初以刑事案件立案,后转为行政案件处理的,相当于公安机关错误认定犯罪嫌疑人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也属于“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形,不应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第二,对于无被害人或被害人撤回控告的案件,如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因黑社会犯罪本身的连续性整体性,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如果仅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则要考虑是否符合重新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在恶势力犯罪中多数都有被害人,但也有一些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的犯罪如容留吸毒罪、组织容留妇女卖淫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等并没有具体的被害人。此类案件因恶势力保护伞的原因,加之本身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关系,最有可能被降格为行政案件处罚。
     
    另外,恶势力犯罪中还有一些刑事案件虽有被害人,但被害人没有控告或撤回了控告,此时公安机关没有立案侦查,或是做了治安处罚,或是做了调解处理。对于这类案件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发现,是否应当重新追究责任存在着争议。笔者曾遇到这样一起案件:2011年,某市一开发公司在动迁过程中,将一住户门前的银杏树铲毁。住户报警后,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对住户的树木进行了评估,在公安机关调解下,最终开发商赔偿住户人民币13,000元。在今年“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中,这家开发公司因涉嫌恶势力违法犯罪被打击,公安机关对前述毁树一事以故意毁坏财物罪重新立案侦查。该行为是否已经过了追诉期限,公安、检方及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各执一词,争议颇大。笔者认为,本案属于被害人撤回告诉的情形,即使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因被害人获得赔偿后不再要求公安机关立案,所以不适用追诉期限延长的规定。因涉案金额达不到数额巨大情形,应当在三年以下判处刑罚,其追诉期限为五年。因已过追诉期限,不应被追诉。
     
    三、结语
     
    打击黑恶势力余罪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关键环节。只有不断深挖余罪,才能对犯罪分子起到最大的威慑作用,才能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才能真正做到“除恶务尽”。对黑恶势力犯罪的余罪追诉,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完成,这样才能经得起检验。对于黑恶势力犯罪追诉期限的计算,要把握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性、连续性的特点,把个案放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进行整体评价,其追诉期限做为整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一部分来考虑,延续个案追诉期限。对于已退出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虽然不为退出之后该组织所犯的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黑社会性质组织依然存在,对其个人的追诉期限应当因集团犯罪的持续性而延长。
     
    对于已处理完毕的刑事案件能否重新追究,需要考虑追诉期限与追究程序两方面问题。在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方面,《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也规定,要对公安机关的执法错误进行执法监督。但是,公安机关调解结案的刑事案件如果没有执法错误,则不宜启动刑事责任追究程序。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0条规定: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1)为该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打击竞争对手、形成强势地位、谋取经济利益、树立非法权威、扩大非法影响、寻求非法保护、增强犯罪能力等实施的;(2)按照该组织的纪律规约、组织惯例实施的;(3)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推挥、参与实施的;(4)由组织成员以组织名义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5)多名组织成员为逞强争霸、插手纠纷、报复他人、替人行凶、非法敛财而共同实施,并得到组织者、领导者认可或者默许的;(6)其他应当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
     
    [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③]《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④]《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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